艺术需要夸张，治史必须严谨。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遗存之中，史志人物宛如星河璀璨，臧否人物、评价功过，也成为史家关注的焦点。武则天(624-705)，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极具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在辅政和执政的44年中，特别在独掌政权的21年（684-705年）中，大力改革监察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注重官员廉洁品质，有效打破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监督困局”，同时也为现代监察监督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大刀阔斧，顶层设计强监督。自唐建国以来，唐朝的皇帝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是十分重视的。但是这个时候，唐朝对于地方的监察却也存在着一些很大的问题，首先这些在地方上有监察权力的官衔都是临时性质的，并不是固定的，所以并不能达到完全监察地方的目的，一旦皇帝不派遣官员去巡察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将陷入无人可监督的局面。再者也因是临时性质的官衔，所以朝廷并没有律法能对其进行约束，也这也就很容易造成监察地方的官吏与地方官狼狈为奸，中饱私囊。

因此，武则天主政后就着手开始对唐朝的监察系统进行改革。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先是改御史台词条为“肃政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将“肃政台”分为左右。其中左肃政台掌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右肃政台掌纠察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台曰肃政台。光宅元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之后不久武则天又赋予了左肃政台“察州县”的权力。

而在左右肃政台建立后，武则天就规定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御史、侍御史需一年二次(春秋两季)定期对全国各地进行巡察，其中春季曰“风俗”，秋季曰“廉察”，在巡察的过程中，他们可根据武则天所定下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对地方官吏进行纠察(《新唐书.百官志》载:“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

完成考察后，御史们需将在巡察过程中所纠察的情况汇报给武则天，然后武则天就会根据各地方官的表现来“赏其当赏，罚所当罚”，若是清正廉明者，就加以重用，若是贪赃枉法者，就严惩不贷。

在武则天这样的赏罚分明下，全国各地吏治为之一振，如《资治通鉴》词条所言：“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在武则天对地方监察的重视下，地方的吏治越发的清明，社会开始步入快速的发展，武周朝的国力也开始稳步的提升。

广开言路，鼓励直谏正风气。

武则天对于武周中央、地方的监察，除了靠别人，也靠自己。她十分重视自唐初以来就存在的“言谏制度”。

武则天主政之后，为了让那些敢于诤谏的直臣能够更加方便的进行诤谏，同时也为了鼓励百官直谏。公元686年二月，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了一个铜匦，借此方便与鼓励群臣上书言事（《资治通鉴.唐纪》载:“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这个铜匦有四个口，东边的叫“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边的叫“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边的叫“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边的叫“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资治通鉴.唐纪》）。

铜匦，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见箱”，只要你有意见就可以写下纸条然后放进去，可署名也可匿名，之后武则天就会让人从这个箱子里取出写下各种意见的纸条，然后从中挑选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以说这种制度显然是有助于武则天实时了解到朝堂之外的武周朝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吏治、民生、经济等，而借助这这个也显然有助于武则天对于武周朝的治理，它可以让武则天有针对性的颁布各项诏令，来行之有效的治理国家。

武则天“从谏如流”，对于“言谏”十足重视。如《旧唐书.狄仁杰传》中就记载了武则天“从谏如流”的一件事情。

久视元年闰七月的某一天，武则天想要修建一座特别巨大的佛像，但因耗费巨大，所以她下令让天下僧民每天都出一钱来赞助大佛的修建，这个时候狄仁杰就上书直谏，他说道这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僧尼的钱都是来自于百姓的，这就等于是平白无故的增加百姓的负担，而且“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再加上这几年武周朝又是“水旱不节，征役稍繁”，所以狄仁杰建议应该“宽征镇之傜，省不急之费”，这个时候武则天在沉思片刻后，就听从了狄仁杰的建议，于是“乃罢其役”。

纵观史书，几乎就找不出任何关于因直谏而被武则天惩罚的记载，从这点来看武则天的确是很重视纳谏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武则天对直谏臣民的宽容，最终也让“直谏”在武周朝蔚然成风，为此武周朝的吏治也就变得越发的清明。

建章立制，长效监督撰《臣轨》。

长寿二年（693年），武则天自撰面世了《臣轨》一书，作为臣僚言行举止的规范。该书分上下两卷，共有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十章，其中公正与廉洁篇展现了武则天的廉洁观。

《公正》开篇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为。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武则天认为“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可见在她的心目中，“大公无私”是为官者的基本准则，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没有一颗“公心”。武则天认为“唯公心可以奉国，唯公心可以理家”，因此古代君子修身，首先是从“正其心”做起的，正心便是要排解私欲、遵循公道。

在《廉洁》篇中，武则天写道：“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知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处理公事最优秀的品质是公平，面对钱财最优秀的品质是廉洁，公平为官、廉洁从政是为人臣者最可宝贵的品德。

为引导群臣树立重德尚廉的价值理念，武则天向他们谆谆告诫道：“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害而明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不是义多，高位不如德尊。”明智的人不会去做他不该做的事，廉洁的人不会追求他不该获得的东西，这样才能远离灾祸而使自己的美名得到传扬。财富地位与仁义道德并不可以画上等号，君子要懂得清廉对自己的意义。

《臣轨》在武则天时代影响很广，长安四年一位江都人曾说此书“稽古垂范，作镜百僚，既为臣之令模，乃事君之要道，宜诵登于口，诚藏于心”。这本书后来还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