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下五千年苍茫的历史烟云中，中国帝王史的绝代女帝武则天（624－705）、武周开国君主（690年10月16日—705年2月23日在位），开创了一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时代。她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和气魄，强势提升巡察覆盖面和威慑力，构建了古代巡察监督新格局，留下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印记。

一、重中央、轻地方，“头重脚轻”的唐代监察。唐代建立了以“一台三院”为核心的监察制度，“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专司巡视监察之职，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其中“台院”主掌纠弹中央百官；“殿院”主掌殿廷仪卫、京城纠察等事；“察院”主掌巡按州县、纠视刑狱等事，监察地方官吏及尚书六部。其上至御史台，下至“台院”、“殿院”、“察院”都负有纠弹、监察“京官”的职责，十分重视对中央官员，也就是“京官”的监察。但对地方州郡长官的监察，主要依靠皇帝不定期派遣中央官员以黜陟使、采访使、巡按使、按察使等临时性的官职前往各地巡察，以此来监察地方官员。如贞观八年（634年），太宗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前往各地巡察；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派遣谏议大夫褚遂良等23人为“黜陟使”出巡各地。一旦皇帝不派遣京官巡察全国，那各地的地方州郡长官就会陷入无人可监督的状态。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由于巡察地方官员的官职多以临时性指派为主，且没有专门监督他们的律法，因此在对这些外派的巡察官员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被派出巡察各地的“京官”极易与被巡察地方官员狼狈为奸，进而会严重削弱巡察监督的效应，甚至助长地方州郡长官的腐败。地方吏治的腐败，导致民间怨声载道，进而出现反抗朝廷的起义。如何遏制这些问题的持续恶化，巩固千秋万代的基业，无可辩驳的摆在继任者的面前。

二、建机构、强职能，“传承创新的巡察新局。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逝世，唐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684年2月，孱弱的李显刚登基50余天就废为庐陵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唐纪十九》中记载：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从此，武则天走向了治国理政的前台，“政事决于太后”。

684年，武则天将御史台更名为“肃政台”，分设左右肃政台，其中左肃政台“知百司，监军旅”，掌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右肃政台“察州县、省风俗”，掌纠察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此后，为了继续加强对于地方州县的监察，武则天又赋予左肃政台“察州县”的权力。

与此同时，为了让中央朝廷能够持续的监察地方，武则天还下诏：“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御史、侍御史们需一年二次，即春夏季各一次，定期前往全国各地进行巡察，其中春季曰“风俗”，秋季曰“廉察”，在巡察的过程中御史们可根据武则天所定下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对地方官吏进行纠弹。御史们在完成对各地州县官员的巡察回京后，需将在巡察过程中所纠察出的情况汇报给武则天，然后武则天就会根据他们汇报的情况进行“赏其当赏，罚所当罚”，若是廉洁奉公者，则加以重用，若是贪赃枉法者，则严惩不贷。

三、设铜匦、察民情，“直插底层”的震慑效应。“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为预防前往各地巡察的御史们会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从而狼狈为奸，让武则天不能真正的了解到各地吏治的真实情况，武则天首创设置了用于接受各方意见文书的“铜匦”，并派遣专人“知匦使”负责整理呈送武则天。

《资治通鉴·唐纪十九》：垂拱二年……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全国各地臣民所投递到铜匦中的文书，在每日凌晨都会由“匦使院”官员将其取出交由知匦使负责处理，之后知匦使就会将所取出的文书分文别类，登记投递者的保人、姓名、住址，然后再派人前往询问投递者，若投递者保证此事千真万确，则会让其在十日内不得离开京师，随时准备被武则天“召问”。由此，在“直插基层”常态化巡察的同时，武则天面向最广泛的民众直接获得“第一信号”“第一手资料”，达成“周知人间事”之目的，从而强化了对地方官员监督的无缝衔接，让监督利剑高悬、巡察监督常在。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说的“太后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这样的吏治清明，天下英才尽归其用的壮举。（乾陵管理处工会主席）